2012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将杭州和平遥同时评为2011年全球最值得旅游的41个地方之一。旅行家丹·莱文的推荐词是：“在完整保留明代建筑时，现代文化开始扎根。”同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一篇介绍山西平遥的专文。文章与一百多年前的帝国金融有关，认为，山西票号经营与壮大的基础，关键在于：操守、纪律、道德。清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。至全盛时期，平遥票号多达20余家，并在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广州、成都诸处设立分号，经营贷款及汇兑业务。平遥之外，山西另有太谷与祁县，与平遥鼎足三立。民国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孔祥熙即从太谷帮发迹起家。百余年里，平遥和晋中的财富一直占据着帝国的中心地位。那时候的中国金融中心，不在上海，不在天津，也不在首善之都，而是隐藏在零落而又规整的晋中大地的那些村落之中。

    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庚子盛夏，八国联军轰开北京城门。慈禧接连五次召见军机王大臣等，决定“出京”作“暂避之计”。一个多月后，慈禧一行抵达平遥，“日升昌”、“蔚泰厚”、“天成亨”、“百川通”等数十家商号的财东们百十人亲至洪善驿接驾。在此地，为供应慈禧一路上的花费，四川合江县道员陈光弼捐出一万两白银，受到慈禧的奖赏。“以捐馕万金赏四川合江县道员陈光弼头品顶戴。”

    就在庚子之变的五年前（1885），红顶商人胡雪岩黯然离世。时间再往前倒退两年，这个帝国最为富裕且地位最为尊崇的商人所经营的庞大商业、金融帝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。曾因资助清廷平定长毛的胡雪岩，在这一年，花上千万两购买的蚕丝全部烂掉，汇丰银行到期的四百万两贷款亦被李鸿章扣住不能用。尤为致命的是，胡雪岩在办理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败露后，慈禧太后大怒，不仅责令胡雪岩加倍赔偿还要严加处理，李鸿章趁机煽动储户挤兑，终于让盛极一时的阜康钱庄顷刻轰塌。

    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，在于金融危机后面混乱的帝国体制。其实，从今日来看，真正导致那一场无法逆转的危机的，既不是蚕丝贸易战，也不是蚕瘟病，而是金融危机。危机背后，是帝国体制的混乱、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完全和曾被平遥晋商奉为圭臬、却又被胡雪岩抛弃的操守、纪律与道德。抽取外国银行贷款利息的，不止胡雪岩一个。每家外国银行都迅速接受并融入了帝国上下盛行的潜规则中。在对外借款中真正发财的大头，其实是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，甚至，包括慈禧太后。慈禧的震怒，与李鸿章的告密与煽动挤兑，表面看是对商人牟取暴利的不满；本质上，则是权力对商业规则和资本市场的无所不在的掌控与肆意的蔑视。
    晋商衰落的另一个原因，则是将财富退守为土地，却难以增值。也许正是出于对帝国体制和权力的恐惧，乔致庸终于一改过去不修家宅的传统，于同治初年（1862）将积年所得购置地皮、大兴土木，即后来闻名天下的“乔家大院”。而这一年，正是慈禧以西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之始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余绪未了，南方的太平天国正如日中天，李鸿章的淮军则刚刚于正月组建成立。乔致庸的退守，代表着晋商的衰落。但这衰落，与战乱无关，帝国体制的混乱与自身的泥土沉重才是真正的原因。土地固然是财富之母，但在中国人眼里，在无孔不入的权力缝隙中，土地却是几乎唯一相对可以确定保值的私有财产。财富之母，意味着土地成为进取的资本；财产，则意味着，土地仅仅成为保值的手段。平遥金融帝国在各地票号所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财富，直接转化为晋中平原一座座规模宏大的明清大宅。无一例外，这些大宅都在显要的位置悬挂牌匾，或镌刻碑铭，以表明自己“守拙”、“退守”的处世哲学。欲自外于权力之外，退守乡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

    至今在平遥的深宅大院里，屋檐上仍可望见傲然昂立的龙头，却始终摆脱不了那一身晦暗的颜色。在权力面前，资本一无长处；当遭遇更为标准、规范而讲求信用的外国银行时，这些来自华北广袤平原村庄的农民金融家，亦无可凭恃，既无帝国行政体制的保护，亦无充分发育的资本市场予以支持，就连曾经“巡幸”的慈禧太后，亦只想着从平遥商人的口袋里伸手要钱而从未想着施以必要的扶助，哪怕只是形式上的“关心和帮助”。对她而言，天下莫非她“家”；召见地方官，第一件事不是想着如何将数百公里之外的侵略者赶出中国，而是吩咐当地官员，要求清剿当地驱逐洋人的义和团，“多杀几个当头的”。在这之前，太后和整个帝国上下对义和团可谓委以重任、并视之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。

    平遥在慈禧眼里，哪是《纽约时报》所称道的帝国金融发源地，不过是个短暂的“行在”；即便是赵举人献出的大宅，也被李连英嫌弃了好久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应试中举的平遥人宋梦槐（1853－1938）因在庚子之乱中获军饷巨款得以起步发家，民国初年曾劝退袁世凯派来讨伐阎锡山的卢永祥而使平遥免受其害，后在北京、太原、平遥置业钱庄、银号，抗战时窖藏抗日国军高桂滋部军官30余人，其在晚年时即慨叹道：“西太后平遥一日耗费的银子，顶得上十八九万平遥百姓一年的用度。”

    吊诡的是，平遥城里的小民，却因西太后的“巡幸”而倍感荣幸并以此夸耀。乡民卢四则与人打架，被打倒在地，肩头被重重踢了一脚，卢四则立即大怒道：“老子这肩膀是抬过慈禧太后的，你畜牲敢踢它！”那人立时吓得跪地向卢四则求饶，任凭被卢四则打得口鼻流血也再不敢还手。杭州和平遥同时入选最值得旅游的城市，自然有其原因。我从这个巧合中想到的恰恰是：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，杭州城里的胡雪岩，与平遥城，同时体味帝国的荣光与悲辛。

    正如明恩溥在《中国人的特性》一书中所说：“中国人的币制永远存在问题，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就不能通行”，帝国的混乱让这些勤俭、守信而不免固执的晋商们遭遇了危机，曾经盛极一时、并有可能孕育现代金融体系的平遥，最终落得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”，仅存一座空荡荡的古城。